[倒影] 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

 

【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】

瑪格麗特．愛特伍在《使女的故事》開頭有一段引文：「沙漠上不會見到這樣的標記：切勿食用石頭。」只有人有慾望的事物，才會被禁止。

不論是YouTube上的預告片被下架，還是FB提及「時代革命」會降低觸及率，還是我原本寫下的東西在應當會被保留的狀況下消失，都只是更彰顯其重要。

共感的創傷

走出電影院，頭漲漲的，整部紀錄片壓抑的情緒徘徊在腦袋中，無法排除。動盪的情感與晃動的鏡頭，心理與生理的雙重壓迫，同行的朋友甚至感到喘不過氣，久久無法言語，直至散會分開前，都說不上一句話。

巨大的駭異，令人失語的電影。

香港，總是覺得很近。物理上，從台灣搭飛機只要幾小時，很近。樣貌上，長得差不多，很近。文化上，港片、港點、粵語歌遍佈，用著一樣的繁體中文，語言相通，很近。在台灣很容易遇到香港人老師、香港人同學，也有台灣人到香港讀書，當閱讀香港文章、到香港旅遊，一切都很容易，如此親近。

革命，似乎很遙遠，像是上個世紀的歷史名詞。太平盛世，不需革命。但是，卻不是真的遙遠，太陽花運動也不過是八年前，（或是，竟然已經八年。）隨著時間的流逝，記憶中的細節已經模糊，然而當時高昂的激情，卻隨時可以喚醒，觸手可及。

革命的香港，此時的香港，離我們很近也很遠。無論如何，那再也不是過去我們所知曉的香港。開頭是這麼地相似，遊行、示威，抗爭者進到了立法會／立法院，但之後的結局卻完全不同。

那時候的大五延畢生，因為雙主修修了三十幾學分，每天都有課，希望能在該學期順利畢業（不想再延畢了）。超修又有工作，每天都很累，在還搞不清楚服貿為何物的時候，某天一覺醒來，才知道前一個晚上，學生們攻進了立法院，其中還有認識的人，佔據了會場，希望換得政府退回錯誤的政策。熟悉反覆的日常生活從此被捲入扭曲的漩渦，周遭的人們開始急切地發文，補上事件的始末與最新消息，校園裡的標語、布條越來越多，教室內的學生愈來愈少，文宣遍佈大門口、傅鐘、乃至整條椰林大道，雙修書卷的優秀同學上了街頭自此課堂不見蹤影，原本尊敬的老師在課上譴責參加抗爭不來上課的學生，世界正在瓦解，許多事物，包括人，快速地改變，沒有人能預料到明天將有什麼樣的變化。

不安的情緒越來越濃厚，三月二十二日，據說半夜會攻堅，需要更多人加入。晚上我和妹妹搭了捷運到了善導寺站，從捷運站到出站走到地面，滿滿都是人，兩旁的商店，麥當勞和便利商店，也都塞滿了人，從來沒有看過如此擁擠熱鬧的善導寺站。我們順著人群到了外圍的靜坐區，天空飄著細雨，人們穿著雨衣、撐著雨傘，坐在大馬路上，由於人太多了手機完全連不上網路，再也無法得知任何消息。

雨水隔著雨衣滴在我們身上，夜深了，寒氣湧上，我和妹妹坐在地上，相偎取暖，想到如果真的攻堅了，其實很害怕。雖然又濕又冷，我們還是不敵睡意，在雨中睡睡醒醒。

那晚我們第一次露宿街頭，我二十三歲，妹妹差幾天才滿二十歲。幾條街都是這樣的「我們」。

天亮了，沒有攻堅。

這是我與紀錄片中最為共感的一段記憶，天亮後外圍的人潮漸散，我們也回家了。但，當晚學生就攻入了行政院，隨即是暴力的驅逐，當時透過網路媒體所見的影像，與紀錄片中高度地重疊，當然，後者經歷的是更強烈、更失控的暴力對待。

而後是大遊行，滿滿的黑衣人佔據在原本屬於車道的凱道，從上空拍攝的照片，原本的道路變成黑色的巨流，作為其中的一小點，我曾經在這裡。

在政府終於給出了尚能接受的回應之後，大部分的人回歸原本的生活，學生回到學校，回到期中考、期末考，差點因為中國思想史不能畢業的我，也終於完成學位，一切都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煩惱。

人口2300萬的台灣，有50萬人參加了反服貿遊行；人口700萬的香港，有200萬人參加反送中遊行。遊行的壯闊感是如此類似，但香港的狀況卻更為壯觀，人數在數字與比例上都更為驚人，只是他們的聲音傳不到政府耳中，至此一連串的革命運動，再也沒有終止的一天，再也回不到平凡人的平凡煩惱。

失落的黑洞

參與紀錄片的人，為了人身安全，除了導演周冠威，其他人都是匿名4無法露臉的受訪者、無法署名的工作人員，只在片尾字幕打上了「香港人作品」。

「香港人作品」在香港不能看，甚至在所謂的「自由民主」的西方世界，法國的坎城影展，都是冒著所謂的「外交風險」才播放出這部電影。

示威者的絕望與自我了斷、被警察施暴開槍的民眾、被捕之後被警察輪姦而懷孕墮胎的少女，越滾越烈的衝突，讓二十初的大學生需要砌牆、砸汽油彈；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媽要絕食抗議，擋在警察與抗爭的年輕人之間，請求警察不要傷害年輕的孩子；中學生背著父母，趕在上學前參加示威活動；十一歲的小孩要冒著吸到催淚瓦斯的危險，上街抗爭。

這些和我們所知道的香港差距是這麼大，像在某個分歧點後，原本和大部分的大城市一樣繁華熱鬧的香港，為了守住他們的一切而變得坑坑疤疤、滿目瘡痍，而要讓世界上更多人看到這一切，竟然還是這麼困難的事。

在看完電影之後，情緒久久不能散去，於是又看了很多相關的文章，想要填補這個情緒的黑洞。關於紀錄片、關於香港，參與紀錄片的訪談者，有許多人已經進了監獄，也有人逃到台灣，令人驚訝的是，公開身分的導演周冠威、因為紀錄片失去許多工作的導演、讓朋友不敢聯絡的導演、有妻小家庭顧慮的導演，竟然依然無所畏懼地選擇留在香港。

在紀錄片之外，看了介紹香港的社會學者陳健民的報導，陳健民因雨傘運動入獄，在整個反送中期間，人在監獄服刑，外面所有的一切風風雨雨，只能藉著被過濾的新聞台和報紙了解。他出獄後，回到教書20、30年的香港中文大學，經過圍城之後，校園內到處是燒焦的痕跡，而橋上佈滿鐵絲網和刀片，彷如監獄。出了小監獄的他，卻發現整個香港已然變成一座大監獄。

整個香港社會的創傷是如此巨大，他持續探監、寫信給在獄中的朋友和許多年輕人。然而，香港人被逮捕、起訴的案件此起彼落，因不知何時會再有深陷囹圄的威脅，在出獄一年半後，他選擇來到了台灣，趕在《鎖港條例》生效之前（某交通工具不可乘載某乘客，之後出入境也都會被限制），搭上了飛機，卻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到香港。

2021年，他在台灣政大，才看到2019年後的第一個連儂牆。流亡海外的他，面對去留問題，心情複雜而搖擺。二二八後被列入黑名單的林獻堂，以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」，拒絕蔣介石的說客回到台灣；但陳寅恪卻留在1949年後的中國，歷經文革的批鬥。

看完《時代革命》的他，喊著想要回香港，冷靜下來又覺得不是時候，搖擺在林獻堂與陳寅恪之間，在自身自由與群體共存之間，如此掙扎，也是許多流亡在外的人們的心情。

在台灣的陳健民，還有可以持續發聲的自由與能量。

香港本土派領袖、曾經入選《時代》雜誌的次世代領導人、喊出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」的梁天琦，因旺角騷亂坐了四年牢，在今年初刑滿出獄，卻必須遵守監管令，「離開鎂光燈的焦點」，停用社交媒體及謝絕傳媒訪問，而後關閉也了自己的臉書，自此噤聲。

當初同在旺角騷亂案中，同屬香港本土派，同樣被控暴動罪的黃台仰，則在保釋期間逃亡到德國，於2019年獲得德國政治難民庇護，與其他流亡海外的香港人，一同創辦雜誌《如水》，今年二月也在台灣付梓發行。

而現在的香港，大多數的領袖在獄中，學生們回到學校上學、上班族回到工作崗位，卻可能會突然接到警察局打來的電話，為反送中相關事件預約拘捕，一萬多人的被告，隨時可能中止的學業、工作。自2019年來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沒有結束。

像是個錯置的年代，二二八、美麗島，失蹤、死亡、坐牢、流亡、黑名單，陳澄波、陳文成、林獻堂、史明、郭松棻、呂秀蓮、陳菊⋯⋯，許許多多叫不出來的人名。

不是完全地相同，也不是那麼地不同。

在東海的時候修了大學部台灣文學史的課程，課程中有個作業是要去找文學景點踩點，經小組討論後，我們就地利之便選擇了楊逵的墓，就在東海大學校門附近的墓園，楊逵曾經耕耘的東海花園（現在只剩下小小的墓）。

楊逵，其著作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收錄於台灣的中學國文課課文。楊逵一生作為抗爭者，在日本統治年代反抗日本人，進出牢獄十次，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，先在二二八事件被判死刑（後來被釋放），後因一篇〈和平宣言〉入獄，長達十二年，在獄中寫下了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（原名為〈春光關不住〉），文章寫的是日本統治底下的人民的生活，講的涵義卻是一生抵抗強權的精神。出獄後，買下東海花園，筆耕不輟直至生命盡頭。

我們稱「壓不扁的玫瑰花」就是楊逵本人一生的寫照；拿著雨傘革命的香港人，他們的精神還在延續，他們的抗爭還在進行，他們是「折不斷的雨傘」。

最後，以2020年在台中SOGO前地下街看到的連儂牆，作為微薄的支持，願榮光回歸香港。